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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龍檔案 - 沈揚仁調最高法院辦事 3年究竟學到了什麼?

 壹:陳郁文、蔡宗宏販賣K他命案─沈揚仁架空強制辯護制度

本案被告陳郁文、蔡宗宏均是台南市K他命小毒販,台南地院審判長陳威龍(受命法官鄭雅文)於104年8月18日依19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論處陳郁文應執行刑7年;蔡宗宏犯下15件販賣K他命毒品案,也判處應執行刑3年8月,陳、蔡均不服上訴,但台南高分院審判長沈揚仁(受命法官林欣玲)於104年10月23日以「上訴未敘明具體理由」為由,不經言詞辯論,逕行從程序上判決上訴駁回,陳、蔡不服再上訴,最高法院審判長洪昌宏(主筆法官許錦印)於105年10月6日予以嚴正指摘後發回更審。
 
根據最高法院的指正意旨,沈揚仁所犯違誤,可分兩大項評述:
一、罔顧被告的辯護倚賴權,架空強制辯護制度
被告陳郁文、蔡宗宏於一審時均委任律師辯護,但是,上訴二審時,陳、蔡均是自行上訴,未請求一審律師代撰上訴理由狀。
 
洪昌宏認為,陳、蔡所犯,屬於應強制辯護案件,一審審判長陳威龍未善盡訴訟照料義務,於判決時未以當庭告知或在判決書末載明等方式,教示、提醒被告得請求其辯護律師代撰上訴理由狀,二審審判長沈揚仁亦未指定辯護律師,代提上訴之具體理由,期使強制辯護制度所保障之辯護倚賴權,能有效發揮作用,即不經言詞辯論,逕行判決上訴駁回,無異剝奪其等強制辯護案件應受特別保障之辯護倚賴權,自非適法。
 
洪昌宏的論斷,是基於「節制被告浮濫上訴」新制與合理照料被告辯護倚賴權之權衡。洪昌宏認為,被告在刑事訴訟法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緘默權、無罪推定、辯護倚賴權,以及訊問被告前之權利告知義務等),是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核心領域(司法院釋字第285號解釋參照),而「節制被告浮濫上訴」新制,乃是立法者對上訴所加的限制,屬立法之形成空間,兩相權衡,立法者對於上訴第二審的限制條件,對於憲法保障的訴訟防禦權,應有某種程度的退縮。
 
洪昌宏的裁判要旨全文參閱最高法院105年台上第2534號判決,其見解始見於審判長花滿堂(主筆法官洪昌宏)所判的99年台上第5079號判決,本報第189期【紀庭長開講】曾有引述,不再詳述要旨。
 
 二、混淆「上訴未敘明具體理由」與「上訴無理由」之別
據洪昌宏的指正意旨,沈揚仁之誤判,是法律概念不清楚,將上訴二審的「應敘述具體理由」與上訴三審的「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等同視之;也混淆了「上訴未敘明具體理由」與「上訴無理由」之別。
 
洪昌宏指出,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審是採覆審制,被告或檢察官就第一審的採證、認事、適用法律及量刑等事項,得再請求第二審重為審酌、認定,第二審應就第一審判決經上訴部分為重複之審理,並就調查證據結果,自行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非僅依第一審採為基礎之證據資料加以覆核而已,因此,提起第二審上訴,倘已依據卷內資料指明第一審判決關於採證、認事、用法及量刑等事項,有所違誤,或尚有新事證調查未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而非僅形式上徒托空言者,即屬相當,縱其所舉事由經調查結果並非可採,祇屬上訴無理由,不能謂為未敘述具體理由。
 
因此,洪昌宏認為,陳郁文、蔡宗宏的上訴事由,均已依卷證資料具體指摘,指明第一審判決的採證、認事、用法及量刑等事項,有所違誤,並非僅形式上徒托空言,縱非可採,亦屬上訴有無理由之問題,不能謂為未敘述具體理由。
 
貳:郭旗生販賣安非他命案及吳宇非法持有槍彈案─如同填例稿的判決書
〈郭旗生案〉與〈吳宇案〉,二審審判長都是沈揚仁,受命法官都是蔡憲德,最高法院審判長都是吳燦,因兩案的二審違法態樣與前述〈陳、蔡案〉如出一轍,判決書猶如填例稿,故僅舉〈郭旗生案〉為例略述概要,詳情請參閱最高法院105年台上2946號、2765號判決。
 
郭旗生也是台南市區的安非他命小毒販,台南地院審判長盧鳳田(受命法官陳威龍)於104年11月30日依1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判處應執行刑8年4月;郭旗生不服自行上訴,未請一審律師代撰上訴理由狀,沈揚仁亦未指定律師代撰上訴具體理由,即於105年2月15日,以「郭旗生之上訴理由之敘述,難認係具體理由」為由,不經言詞辯論,逕從程序上判決上訴駁回,郭旗生不服再上訴,最高法院審判長吳燦(主筆法官胡文傑)於105年10月27日嚴予指正後發回更審。
 
吳燦的論述異於洪昌宏,但有異曲同工之妙。吳燦的論述出發點是:憲法第16條所定人民訴訟權之保障的規範目的,應合乎「有效的權利保障」及「有效的權利救濟」要求,參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內國法化後,我國法院有義務根據充分證據和法律進行「實質性覆判」,亦即,刑事被告至少應受一次實質有效上訴救濟機會之訴訟權保障,乃國際公約所認定之最低人權標準,同時是刑事審判中對刑事被告最低限度之保障,具有普世價值,亦屬我國國際法上之義務。
 
因此,吳燦認為,第二審審理強制辯護案件,除了上訴書狀僅泛稱一審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或採證違法、判決不公等,得認定是「未敘述具體理由」而駁回上訴外,第二審即應進行實質性覆判,即使經實體審理與判斷結果,應以「上訴無理由」駁回,仍不得以第二審應與第一審判決相同為由,據以逆推其上訴「未敘述具體理由」,否則,無異等同架空被告應受實質有效上訴之救濟機會及其得在第二審受律師協助之權利,並不符程序上之公平正義,亦有違憲法維護訴訟權之意旨。
 
參:餘論─一點驚訝與不解,一個「共犯結構」
寫完以上評述之後,對於「沈揚仁調最高法院辦事3年究竟學到了什麼?」,頗感驚訝與不解,因為他調辦事期間正是最高法院嚴詞指正「濫行節制上訴」新流弊的風頭上,沈揚仁竟然毫無所感,真是奇也怪哉!
 
 除此之外,筆者也發現:在「濫行節制上訴」新流弊現象中,有一個「共犯結構」─亦即律師與法官沆瀣一氣、一齊怠職,最高法院的指正要旨雖然扭轉不了審判實務新流弊,仍可明文指斥其謬誤,但是,對於律師怠於辯護職責,卻是無可奈何,毫無著力點,蔡總統要改革司法,審、檢、辯缺一不可,律師絕對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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